【光明论坛】加强青少年正确历史观教育

[19] 1982年宪法制定之前，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最高法律依据为部门规章，主要依据则是计生委及与其他部委联合下发的工作意见。

其次，除了需要有中国国籍之外，也并不是说中国公民的所有房产都可以自动无偿续期70年。第二种批评意见认为，无偿续期70年 在落实全民所有这一宪法要求上不够彻底，永久无偿续期才是更好地处理方案。

[1]即，首先确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这一原则，然后把其他问题进行模糊处理，留给更聪明的下一代来回答。就土地出让金的本质而言，其不是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收取的土地租金，而是国家有偿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价金。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到，当第10条第4款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转让时，其指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都可以依法转让，而不是说只有国有土地才可以依法转让。然而，从宪法层面来看，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改变了宪法所设立的规则，将原则变成了例外，例外变成了原则，对集体土地的发展权施加了严重超越财产权社会义务的不合理限制。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即国家毕竟是通过全体公民信托来代持国有土地的。

因为这一方案意味着当这一代公民的70年无偿续期期限到了以后，其子孙同样可以将其自己拥有的70年无偿续期权用于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房产。即，无论当初买的是20年的使用期限，还是30年，50年或者70年，那么在到期之后，都可以再自动无偿续期一次，期限为70年。其次，有研究者从宣誓主体入手，主张将《决定》所划定的范围进行细致分类，并为其拟定适合各自工作性质的誓词，比如司法系统的宣誓词与行政系统的宣誓词应有所不同。

宪法宣誓的社会基础 （一）宪法的文本与精神 既然宪法宣誓是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提出的，那就必须探讨，宪法宣誓所要实施者为何。但正是因此，宪法宣誓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它借由宪法而指向宪法之外。其一，在宪法宣誓的结构中，宪法的位置并非无足轻重。从人民主权的政治结构与宪法结构来说，能够承载这一功能的只有执政党本身。

但这仅仅是对宣誓制度条款的实施，而不能与整体的宪法实施相提并论。因而，如果不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发出邀请且使后者对邀请做出回应，宪法宣誓难免会蜕变为一种符号游戏。

因而，对于大多数宣誓者来说，他们身上除了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这两个身份在起着作用，它们分别承担着民族生活的伦理意义和社会主义道德普遍性的承诺。第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既稀释了伟大事业这一语义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又指向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性维度和世界历史意义。按照现代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主导模式，宪法实施主要通过特定形式的违宪审查来实现，比如美国的司法型违宪审查，或者是德国的宪法法院型违宪审查。事实上，无论是理解人民与宪法的辩证结构，还是理解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冲突，都必须以理解社会民情为根本。

另一方面，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紧张并不纯粹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代表了社会普遍民情中多种形态的人心经验。其中一项重要决议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在此，需要重点解释的是党员这一身份。在执政党的话语体系中，执政党不仅试图在理性上引导人民，而且希望在意志内容上代表人民，与此相比，人民代表大会指向的是人民意志的多样性，它只是在意志形式上让混杂性的、多样性的人民得以呈现（representation）。

首先，就设立宪法宣誓的迫切性而言，研究者大多也都会提及一项比较法上的事实，即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有177个之多。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中，宪法宣誓仅仅是某种单纯的就职宣誓制度，是就职者个人为特定职责所做出的政治承诺。

但就单个人的党员身份而言，也仅仅是指向这一功能，而还不能真正承载这一功能。因为宪法、人民和人民主权不能仅仅从现代政治的普适性话语来理解，它们都因执政党在宪法和政治实践中的核心位置而容纳了特定的内涵。

更确切地说，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宪法宣誓一般都直接源于宪法中的直接规定，因而就职宣誓本身就是对这一规定的实施。换句话说，宪法精神不是由某一个宪法文本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建国后的某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直接根植于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和共和事业。这样的动员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以观看者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宪法宣誓事件中，也不单纯是上述引文中的有利于所表达的制度之社会效果，而是说，每一个宣誓事件都在制度逻辑上预设了总体社会、整体国民的在场。不可否认，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一府两院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并非全部都是党员，可能有群众、团员、无党派人士，或是属于其他民主党派。与此相应，党对人民的全面领导转换为执政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同时，他也解释了之所以不把全部公务员纳入进来的原因，即按照现行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性质、承担任务、履行职责都有显著不同，全部纳入似乎不太妥当。

谁是宪法宣誓的聆听者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中国宪法和政制的特异之处在于，既有宪法序言所反复陈述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领导地位，也有基于真理机制所建立的先锋队理论。

在他看来，不仅现行八二宪法内在包含着由革命、改革和宪政构成的革命和去革命化的复调结构，而且其基调的走向恰恰贴合了百年宪政的共和主义主脉。对此，高全喜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规范主义，既反对将宪法精神等同于政治现实，也反对仅仅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文本含义，而主张回到中国近代百年宪政的历史，结合其中的共和演进线索来理解宪法精神。

第二段指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更准确地说，这是针对宪法实施而设立的监督和保障制度。这在根本上是源于，我国宪法既延续了社会主义宪法的特征，倾向于主张国家与社会的一体性，又一直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就需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涌现的新事物对原有政治经济制度的冲击。

第三段则确立了三种具体的宪法实施方式，即设立针对普遍国民的国家宪法日、针对特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和针对全社会开展的宪法教育。向宪法宣誓，意味着宪法被赋予仿佛神圣的位置，就像人们对天发誓中的那个天一样以拟人化的方式充当了宣誓的见证者，宪法以其本身的可见性和客观性成为了宣誓的聆听者。因而，宣誓的聆听者就既不是宪法结构中的执政党，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而是那个因宪法而隐退的人民及其绝对性。其中不仅扩展了宣誓主体的范围，而且规定了具体的宣誓地点、仪式和誓词。

不过，这种对法律移植的路径依赖虽然揭示了建立宣誓制度的诱因之一，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制度在中国特定的政法实践、宪法结构中会产生怎样的政治效果和价值导向。然而，谁是宪法背后的主权者，对此却有诸多争论。

（2）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宣誓意味着宣誓人向宪法承诺一个理想，而能够支撑这一理想的人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担纲者。

当我们把这一宣誓形象放置于悬挂国旗或国徽、且庄严肃穆的场景中，它指向的就不仅仅是对宪法之外的主权者的邀请，而且还试图将当下的宣誓者与国旗、国徽中所凝结的人民追求自由、共和的历史关联在一起，亦即将当下的执政党与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国和改革的历史关联在一起，进而用已经受过历史检验的政治实践、人格形象激活当下的政党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为人民服务及其所包含的公仆形象是执政党基于共产主义信仰而对自身所提出的伦理要求，也是其始终邀请人民加以见证的日常伦理实践。

对宪法宣誓的理解必须以理解这一过程为前提。如上所述，既然聆听者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因宪法定在而消解了自身的人民，是宪法宣誓试图将之召唤而来的人民，而宣誓者就是发出呼告的召唤者，那么，要让宣誓发挥真正的召唤功能，就需要宣誓者拥有与人民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就此而言，在学理上，宣誓所指向的宪法精神可以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讨论都容纳进来，亦即既要通过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共和历程来理解宪法的政治理想和伦理承担，也要考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基础体制对中国当下宪制安排的客观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思潮对政治秩序和宪法体制的普遍性理解。而且，它不会真的到来，也不会以客观化的方式在场，它将在每一次宣誓响起时始终处于到来的途中，并借着宪法客观性的悬置而在场。

正是因此，一如国旗中所凝结的历史实践，宪法宣誓实效如何，可信与否，也皆取决于能否获得聆听者、监督者和见证者——人民——的认可。在《决定》中，强调的是执政党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换句话说，一方面宪法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性内容和法律性内容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就可选择的实施方式而言，也呈现出政治路径和法律路径的差异。因而，通过宪法宣誓，执政党不仅得以向人民重申自己的政治伦理，而且更进一步邀请人民担当这一伦理实践的监督者和见证者。

（二）宪法宣誓与人民主权 除了表述和结构上的修改，《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还将草案中的向宪法宣誓修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对此，公众和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和研究。